【基本内容】

一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宪法一共有三部，即《训政时期约法》、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》、《中华民国宪法》。前者是国民党实施训政适用的宪法，后者是国民党是实宪政适用的宪法草案和宪法，三者的共同性质都在于维护国民党、蒋介石的独裁统治。具有宪法性质的法律是《国民政府组织法》。

二、民法。南京政府制订的民法采用“民商合一”的体例。它采用“国家本位”的立法原则，对旧民律作了较多的修正。在维护私有财产所有权和封建地主的土地经营权的同时，其设定的婚姻家庭制度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。

三、刑法及其关系法。1928年国民政府制订了一部刑法，其后于1935年又制订了一部刑法，通常称为新刑法。新刑法确定了“罪行法定”的原则、在刑罚内容上做了新的设定，并确定了保安处分制度，其锋芒直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。南京国民政府还制订了一批刑事特别法，其核心内容是推行反共、反人民的政策。

四、民事诉讼法。南京国民政府先后有两部民事诉讼法，其主要特点是实行“不干涉原则”、实施调解制度、文字琐碎、晦涩。

五、刑事诉讼法。刑事诉讼法也有两部，其主要特点是采用“自由心证”原则、严格限制自诉权、实施保释制度、实施秘密侦察制度。

六、行政法。行政法作为规定行政组织及其职权与作用的法律规范的综合，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律体系中所占比例很大，占据“半壁河山”。其主要特征是：（1）从性质上来说，它是国民党政府专制统治的工具；（2）从制订程序上来看，它和其他法律一样，都是在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体制下，没有什么民主的立法程序；（3）从形式上来说，它包括行政法律和行政规章，由诸多的单性法律、法规组成，数量繁多而体系杂乱。主要有内政类、军事行政类、土地行政类、财政类等行政法规。

【概念辨析】

1．《训政时期约法》

   1928年8月，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，宣布军政时期结束，训政时期即将开始。10月3日，具有宪法性质的《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》由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。1929年3月，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，训政时期正式开始。其后在围绕是否制定约法的问题上，国民党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，主要症结是谁代表国民党的正统，应由谁代表国民党掌握政权。最后，蒋介石以军事力量镇压了所有反对派，获取了这场斗争的胜利。1931年3月，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蒋介石提出的“召开国民会议，制定《训政时期约法》”的提案。5月，国民会议通过了《训政时期约法》，六月，国民政府公布、实施。

《训政时期约法》的主要特点：（1）党、国一体，国民党掌握统治权。它规定，训政时期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。（2）强调对人民权力的法律限制和人民必须承担的多种义务。（3）做出了一些对民主、进步法律原则的空头许诺。（4）为国家垄断资本的发展提供法律依据，规定国家得设定农业金融机关，兴办各种矿业、创办国营航业。（5）规定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该“约法”的解释权。总统集权。   

《训政时期约法》作为国民党内部斗争的产物，不仅表现在其产生过程上，也表现在其生效后的遭遇。根据《约法》，国民政府主席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较大的权力。但在半年后修正、公布的《国民政府组织法》则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在国家政治生活中“不负实际政治责任”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为政治生活的核心。这种相互之间的矛盾完全是国民党内部争斗的结果。

2．《中华民国宪法》

抗日战争结束后，民主力量的蓬勃兴起，共产党和民主力量的积极推进，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考虑实施宪政，制定正式的宪法。1946年初，政治协商大会提出了各项决议案，要求改变中央政权体制，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，对行政权力予以制约。但很快内战就爆发了，在没有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参加的情况下，国民党纠集了部分反动势力召开了国民大会，于11月通过了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》，1947年正式实施。

其主要特点是：（1）标榜“民有、民治、民享”，事实上实施独裁统治。一方面，它明确宣布国民大会的创制、复决两权暂不行使，另一方面，它赋予总统以极大的权力，实质上确认了蒋介石的总统终身制。

（2）在政治体制上不伦不类。在政治体制上，《宪法》舍弃了总统制，采取了类似于国会制和责任内阁制的制度。行政院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向立法院负责，但行政院院长由总统提名，其副职和各部部长由总统任命，又有总统制的特点。

（3）《宪法》规定了人民的权力和义务。《宪法》抄袭了资产阶级宪法条款，规定了一系列的人民的权力，如平等权；宗教信仰自由；出版、结社、游行等自由权利。但它又规定，这些权利都可以因为妨碍他人自由、紧急危难、维持社会秩序等原因而被加以限制。

（4）以“平均地权”、“节制资本”之名，实施保护封建剥削、加强垄断经济的政策。

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二部宪法，其制定、颁布的过程带有很大的缺陷。制定宪法的国民大会没有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等主要民主党派的参与；内战全面爆发，国家处于战争状态；国民党只是希望通过宪法的制定，建立一个自己能够掌握，又符合合法身份的政权，改变以往以党代国的不良形象，扩大号召力。因此，《中华民国宪法》就其内容实质而言，政治意义远大于法律意义。

3．《三五刑法》

   即新刑法。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于1931年成立刑法起草委员会，开始新刑法的起草工作，并于1935年1月正式颁布《三五刑法》。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后一部刑法典。《三五刑法》分总则分则两编，共规定罪名三十五种，五种主刑，二种从刑，三种刑罚易科方式，并采纳了保安处分制度。《三五刑法》既吸收了一些西方先进的刑法原则，又引进了一些刑法上的法西斯制度，以镇压人民革命和政治反对派。同时，对中国传统法律中的一些法律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作了保留。

4．特定案件的法院民事调解

   在中国传统社会，民间涉及财产交换、经济往来的一般纠纷，多通过乡里、宗族的调解。南京国民政府对这一民间传统习惯加以沿用，确立法定调解制度。

1929年12月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立法院院长提出的“《民事调解条例》”。1930年1月，南京立法院公布《民事调解法》。按照此法，民事调解作为对民事诉讼事件和初级管辖民事事件的处理方式，为法定必经程序，不经调解程序，不得提出诉讼。其中强制调解事件包括房屋租赁、雇用契约、离婚及夫妻同居、终止收养关系等。其他诉讼事件，当事人也可请求履行调解程序。法定民事调解由第一审法院民事调解处主持，法官任调解主任，双方各推选一人为调解人。对一方当事人的调解要求，另一方当事人必须按规定时间到场。调解结果的效力和法院判决相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