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基本内容】：

一、修律的提出及指导思想

  （1）修律的主要原因还是清末政府希望改革政治，包括对法律的改革以图挽救其统治。间接原因是在与英国谈判《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》中，英方许诺只要中国对法律进行改革，就可以放弃“治外法权”。其后又有一些国家做出了同样的许诺，清政府内部决心改革传统法律。

  （2）修律的指导思想是要求引进西方法律体系和思想原则，但也要考虑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因素，尤其是封建的纲常名教，作为国之根本，必须为新法律所继承。这种在立法根本原则上的矛盾，导致在修律过程中几次发生争论。

二、清末修律的组织机构主要为修订法律馆。

三、清末的主要修律活动集中在建立西方式的部门法体系上。在刑事法律方面，《大清现行刑律》、《大清新刑律》引发了礼法之争。《大清商律草案》、《大清民律草案》在中国近代民商事立法上实现了突破。《刑事民事诉讼法》、《刑事诉讼律草案》、《民事诉讼律草案》在诉讼制度上大量引进了西方近代诉讼原则和制度。

四、清末修律的主要特点体现在：它首先是为了维护清朝政府摇摇欲坠的统治的需要而进行的；其次，修律既是当时清政府的需要，也是当时西方列强保护、发展其在华利益的需要而进行的；第三，在内容上，它是中国封建主义传统和资本主义法律新成果的混合；第四，它改变了中国沿用两千多年的“诸法合体”的法典编制原则，形成了近代的部门法体系。

【概念辨析】：

  1．《大清现行刑律》

它在1910年由清政府颁布，是在《大清律例》的基础上进行的局部修改，虽然被称为“刑律”，但仍是一部“诸法合体”的传统法典。清末修律在刑事法律方面的基本任务是废除《大清律例》，制定以近代西方法律原则为基础的新的刑律。当时的立法者认为，从《大清律例》到新的刑律，无论是其形式、内容，还是其观念、制度，均体现着在基本原则、基本风格的历史跨越。需要在两种法典中间插入一个过渡性法典，这就是《大清现行刑律》制订的原因。它对《大清律例》的更正主要依四项原则：（1）删除总目，使法典在体例结构上合理化；（2）修改刑种，将已实际实施的新刑种纳入法典中，即废止凌迟、戮尸、枭首、刺字。减少死刑条款，将“虚拟死罪”的监候改为流、徒刑。“缘作”大部被废止，死刑最高刑为斩立决。“笞”、“杖”改为罚金。流刑改为“工艺”，充军改为“安置”。（3）纂修章程，各种章程按统一标准删改，将必要的内容增设入体例。（4）简化例文。

  2．《大清新刑律》

   它于1911年颁布，是清末修订的最重要的一部法律，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刑法典。1906年，修订法律馆聘请日本专家主讲刑法，协助制定刑法典。在完成草案后，清政府将其发往各衙门征求意见，遭到中央、地方许多大臣的反对。1910年，草案教由资政院讨论时，爆发了礼法之争，在加上了《暂行章程》五条后，予以颁布实施。

   《大清新刑律》在内容和体力上大量吸收资本阶级刑法原则，主要为：实行罪行法定，废除“比附”；根据近代刑法原则，明确了罪与非罪的界限，对主要刑法原则作了新的规定；确认了近代刑罚制度，将刑罚划分为主刑与从刑；对刑事责任年龄做了明确规定；规定了诉讼时效及执行时效；删除“十恶”，废除了许多不合时宜的罪名。

   同时，这部法律也有一定的妥协性因素，如极力维护君主专制制度，镇压革命；维护家族主义的封建纲常礼教；维护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。

【疑难分析】：

如何理解清末修律中爆发的礼法之争？

在清末的法治改革中，围绕者修订新律的基本原则和某些具体制度，清末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论争，即“礼法之争”。论争活动以《《大清新刑律》有关“子孙违反教令”、“无夫奸”等条文的删除问题上展开。论争的双方，一方是以张之洞、劳乃宣为首的“国粹派”，因其主张在修律中维持中国传统的礼教，又被称为“礼教派”；另一方则是以沈家本、杨度为代表的“法理派”。伴随着《大清刑律草案》的完成，立即遭到礼教派的反对，他们认为《草案》简单仿效西方国家法律，抛弃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原则，不符中国国情。法理派认为，中国传统法律中有许多不文明的制度，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、刑事制裁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方面有许多不合理的制度。这些都对收回领事裁判权产生了不利影响。礼教派则认为，法律的修订事关国家与社会的稳定，不能因小失大。一国法律不能照搬另外一国的法律，领事裁判权能否收回，关键在于国家实力的强弱，同时法律制度不能只为了便利外国人而侵害中国的法律秩序。

两派的“礼法之争”，是中国法律从传统向近代转型发生的论争。论争的焦点在于确立新的法律体系是如何对待固有法律文化。礼教派拘泥于传统，过多强调民俗、习惯的作用；法理派则代表着法律变革的正确方向，但轻信列强关于变革法律就放弃领事裁判权的承诺，对法律制度的转型中所包含的复杂性估计不足。法律的变革落脚点在于社会的变革，超出社会现实而制定的法律不能作为融会于现实社会的规范体系，因而难以发生实际作用。